Change！鄂爾多斯的法國時裝設計師吉樂·杜福爾

　　鄂爾多斯的法國時裝設計師吉樂·杜福爾(Gillesufour)。

　　這位大名鼎鼎的法國時裝設計師全職加盟鄂爾多斯已經有三年了。剛開始的時候，他所在的那個封閉小圈子稱他的選擇是“東方冒險”，當然還有洞明世故的評論說他只是到中國掙一筆養老的錢。冒險當然有一點，但養老之說卻未必像聽起來那么靠譜兒。了解他的人會知道，杜福爾多年的掙扎，就是想走出曾與之共事15年的Chanel靈魂人物—“老佛爺”卡爾·拉格菲爾德(KarlLegarfeld)的陰影，而中國并不是他的第一次嘗試。在歐洲，他不僅加盟過其他的公司，甚至還曾推出個人設計品牌，但即便在與卡爾分手多年，甚至刻意不聯系之后，人們在介紹他時仍以“拉格菲爾德的左膀右臂”作為開始，對此，圈內免不了還有一個封號送給他—“千年老二”。 

　　中國讓他有了不同的表現。一個引人發笑的細節是，剛來中國當“老大”的時候，杜福爾對待助手的方式完全亦步亦趨地效法拉格菲爾德當年對付他的那套手段。而后來的結局卻是，杜福爾為了表示對團隊的依賴和感謝，把以自己兩個助手—Sarah和Bei為原型的卡通頭像印在了大衣內襯上。“在這里，我們就像一家人。是吧，我的Bei！”這可以視為杜福爾在心理上擺脫卡爾？拉格菲爾德的關鍵一步—當然絕非唯一的一步。 

　　吉樂·杜福爾Exchange&Change 

　　也許人們認為吉樂·杜福爾為鄂爾多斯集團工作是他職業中的一次“東方冒險”，但他想要的只是改變—找到自我并且遠離卡爾？拉格菲爾德。9月1日，鄂爾多斯集團的攝影團隊最擔心的事情并沒有發生。前一夜的大雨只是短暫停留，帶走了夏天最后的一絲溽熱，此時天空湛藍，秋高氣爽，正適合他們開拍2012年春夏國際女裝產品圖冊。 

　　在北京郊外外景地近萬平方米的草地上，他們臨時征用了一個白色的婚禮帳篷—兩天后這里要舉行一場紫色調的西式婚禮。但現在，沒有鮮花、紅毯和香檳，這里只是個悶熱不通風的大倉庫，里面分列著10多個掛滿春夏季新品樣衣的展示架。 

　　坐鎮拍攝現場的是鄂爾多斯集團的藝術總監吉樂·杜福爾(GillesDufour)—一個曾為Chanel工作了15年的法國時裝設計師。他曾是Chanel的靈魂人物“老佛爺”卡爾？拉格菲爾德(KarlLegarfeld)的藝術總監，現在的雇主卻是一個中國的羊絨時裝品牌。 

　　杜福爾在中國為鄂爾多斯全職工作了三年，在這三年里，這個他們用于拍攝外景的北京老牌別墅區每平方米單價已比開盤價翻了四倍，外景地的場租更是不菲。但這和杜福爾心愛的超模劉雯的出場費用相比，顯得不值一提。杜福爾只關心讓自己的女裝產品圖冊看起來盡善盡美，而年銷售收入超過230億元人民幣的鄂爾多斯集團給他的預算十分充足。 

　　事實也證明，劉雯是絕佳選擇。站在草坪邊緣起伏的松樹林中，這個全球超模排名第六、亞洲第一的姑娘可以上一秒還在和工作人員打趣，下一秒就嘴唇微張、眼神到位地做出讓攝影師滿意的姿態。 

　　“很好！就這樣，對！”攝影師小梅放下相機，看了看蘋果筆記本上顯示出的成片，“換衣服吧！” 

　　“Change！”攝影助理又喊了一遍。 

　　Change“Change！”或許正是杜福爾的心聲。 

　　三年前他決定來中國為鄂爾多斯工作，外國媒體普遍將他的舉動稱為“東方冒險”，其實杜福爾想要的只是改變—他需要離卡爾？拉格菲爾德遠一點。他們在一起工作了15年，人們每次介紹杜福爾都會從“卡爾？拉格菲爾德的左膀右臂”這種陳詞濫調開始，完全不顧他離開后者也已經快15年了的事實。 

　　杜福爾在2008年4月第一次來到中國，這位深諳時尚產業之道的法國人立刻為自己找了一位中國市場經紀人。通過經紀人的安排，杜福爾一度在深圳、上海、廣東考察市場，出席行業會議，還曾在深圳被某毛紡織產品研發中心聘為“名譽設計藝術顧問”。但杜福爾的中國拓展一直沒有太大進展，直到2008年8月，他在中國企業500強的發布會上遇到了前鄂爾多斯集團執行董事張志，整個故事才開始發生了戲劇性的轉折。 

　　2007年左右，鄂爾多斯集團在年報中承認，紡織服裝行業利潤空間正不斷被壓縮。鄂爾多斯年產羊絨產品近1000萬件，占據中國羊絨市場份額的40%；它有一半產品出口，占到全球市場的30%。但如此龐大的出口多為貼牌，毛利率只有10%，遠遠低于內銷的毛利率。而且這種外銷生意極易受國際貿易摩擦、人民幣升值等因素影響。2008年前后，金融危機導致全球消費水平大跌，鄂爾多斯在羊絨產品上的營業收入同比下降34.21%。 

　　處于低谷期的鄂爾多斯集團在2008年決定拓展國內市場。但做內銷需要一位藝術總監開發新的時裝系列。“鄂爾多斯不是一張白紙，它已經畫滿了東西，所以我們需要一個高手來挑出它的毛病。”這是張志的期待，至于找這個人的硬性條件，“至少是為國際一線大牌工作過五年以上的藝術總監。” 

　　就在2008年8月30日的晚上，張志遇到了杜福爾。“你愿意為中國企業服務嗎？”張問。這是中國人最愛向外國人提出的問題之一。但鄂爾多斯的這個要求比較特殊，他們希望對方全職為鄂爾多斯工作—過去中國的服裝公司習慣于以項目制的形式與全球那些著名的服裝設計師或者他們的工作室合作。杜福爾表示非常愿意。鄂爾多斯集團隨后派當時為旗下子品牌1436工作的張奕齡專程飛赴法國與他詳談，最終順利敲定了這一紙合同。 

　　比杜福爾小30歲的張奕齡現在成了鄂爾多斯羊絨集團的副總裁，也是公司聘請來的這些國際設計師的保護人—除了杜福爾，還有一位日本設計師在為鄂爾多斯設計男裝系列。按照張奕齡的說法，2008年11月，合約都沒最后簽好，杜福爾就跑來北京上班了。“我要首先對企業認可，其次與我的老板相互信任，這樣的工作我才樂意接受。” 

　　杜福爾戴著墨鏡坐在帳篷門口的樹蔭下，劉雯和攝影師在遠處的外景地工作。天空萬里無云，他脫掉藍色的軟皮平底鞋，光腳踩在草地上，“嘿！這草地真的很舒服，你們也應該試試！”坐在杜福爾身旁的是他最重要的兩個中國助手，已經懷孕5個多月的Sarah和精通英、法、日語的Bei。杜福爾試穿了Sarah的球鞋，勉強只能塞下自己腳的一半，杜福爾努力地走了兩步，大家都被逗笑了。 

　　這是他們數天來難得的輕松一刻。 

　　此前，杜福爾和他的助理設計師們為了準備外拍用的服裝，已經在辦公室忙碌多日。他們要把當季的所有樣衣歸類整理，并填寫核對生產物料單。這是一季服裝生產周期的最后時刻：經歷了五個月的設計、打版、修改和模特拍照后，對于設計師們來說，再過一周就要舉行的經銷商訂貨會就像是一場期末考試。 

　　但對于杜福爾來說，這些工作再繁瑣也比在Chanel輕松。員工們一到下午就如臨大敵，卡爾通常會在傍晚時候出現。雖然總會有人提前通風報信：“卡爾在路上了，所有人到工作室來，快！”但這只能讓所有人神經更加緊張。 

　　“在這里，我們就像一家人。是吧，我的Bei！”除了他的團隊成員和老板，杜福爾就再沒別的中國朋友了。“我的父親是個股票交易員，母親是個家庭主婦，在我22歲的時候父親去世了，10年后母親也走了，不過這就是人生。”杜福爾說，“所以，我需要有人和我在一起。每次來中國，晚上一個人住在酒店，我就覺得很孤單很糟糕。” 

　　還好，杜福爾有Sarah和Bei，這兩個人會隨時陪在他的身邊—他們三個人甚至共用一張辦公桌。在北京西單鄂爾多斯大廈4層的國際女裝部，在杜福爾鑲滿鏡子的大辦公室里，通常杜福爾坐在中間，Sarah和Bei就坐在他的左右。“這種信任是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杜福爾說，“我無法告訴你其中的轉折點，她們通過努力工作證明自己是可以被信任的人，雖然我很難纏。” 

　　有一次，杜福爾為了美觀，要求把一款衣服前片和后片上的提花圖案連接起來，以達到樹葉和花朵融合為一體的感覺，但由于前片和后片上的圖案大小、形態都不盡相同，如果按照他的要求，大批量生產時工人的工作量將會激增幾倍。杜福爾和Sarah為此爭得不可開交，他告訴她這是可以完成的。Bei和Sarah都需要在杜福爾的苛刻要求和滿足大工業生產之間找到平衡點。 

　　“他除了過分追求完美以外，其他時候還是挺可愛的。我們私下會叫他‘myoldbaby’，因為他確實就像個孩子一樣，對什么事都好奇。”Bei需要隨時準備著記下杜福爾的靈光一閃，“他甚至看到一個燭臺的花邊，都會說‘哇，我們可以用這個圖案來做一個新的logo’。” 

　　“你要知道，我是一個能在任何時間、從任何地方汲取靈感的人，這是我的天賦，也是我的工作。我沒有一刻是能夠停下來完全不想設計的。”所以在杜福爾旅行時，在他觀看演出、看電影、閱讀、吃飯時，外部的一切都可能刺激他，最終通過某種方式出現在他的設計里。 

　　“在北京，我最愛去湖廣會館。因為那里有為游客準備的京劇演出，你們可能覺得那沒什么意思，但我就是對那些服飾上的色彩圖案、演員的化妝和神態著迷。”杜福爾很清楚他在為中國消費者設計服裝，而鄂爾多斯需要的不只是歐洲設計師，也需要有中國元素所觸發的設計靈感。 

　　卡爾的反義詞 

　　臨近中午，草坪上出現了幾個小黑點，一行工作人員和劉雯回到帳篷換衣服。“雯，我的天使，今天感覺怎么樣？”杜福爾起身迎接她。 

　　“很好，這些衣服都很漂亮。”劉雯今天的造型很簡單，裸妝，過肩的長直發全部梳到右邊。杜福爾為她選了一條有蘭花圖案的漸變絲質連衣裙，搭配有同樣圖案的長款風衣。換好衣服的劉雯顯得十分興奮，對著杜福爾做了幾個新疆舞的動作，杜福爾哈哈大笑也跟著學起來。杜福爾又準確地從衣架上抽出幾件衣服，遞給搭配師。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款式，我希望先把它們拍了。你覺得這條短裙該怎么搭配，親愛的？” 

　　“我覺得來個白色襯衫就好了，非常簡單那種。模特要穿平底鞋，黑色的。”搭配師開始把幾十個手鐲往自己的手臂上套，為了一會兒方便攜帶和替換。 

　　“Bei，你可以幫我們找一下白色襯衫嗎？”悶熱的帳篷里，杜福爾開始流汗，他那天穿的深色牛仔褲和長袖襯衫看起來并不是個很好的選擇。 

　　“你喜歡這件嗎？”杜福爾拿出一件針織開衫，放在胸前，上面是鳥和花朵的線條。 

　　“啊，我喜歡，它們看起來真可愛。”搭配師一只手提了一雙10厘米高的坡跟涼鞋，另一只手拿著遮陽折疊傘—這個當天唯一做好充足防曬準備的姑娘已經準備好再次出發了。 

　　“這件開衫的名字是鳥之天堂(BirdParadise)。花鳥在中國畫中的運用特別多，所以我的衣服上也經常有這些圖案。”他的繆斯，法國電影女演員凱瑟琳？德納芙(CatherineDeneuve)甚至特意為他挑選了一款自己認為很適合中國人的花卉圖案—杜福爾把這一圖案用在了鄂爾多斯的花朵系列中。 

　　杜福爾的設計一直以圖案見長，無論是線條組合還是色彩搭配，而這則要歸功于Chanel對他的訓練。“你要知道，在時尚界，十年就如一瞬。每個品牌都有自己最輝煌精彩的瞬間。幸運的是，當卡爾？拉格菲爾德將我帶入Chanel時，我們正在埃菲爾鐵塔的塔尖制作時尚界的精品。我享受了Chanel最棒的時刻。” 

　　外景地的草坪上偶爾有大群的白鴿飛起，在人工湖旁一對新人正在拍攝婚紗照，在擺了半天姿勢后兩人的笑容都顯得有點僵硬。新娘在換景時將紗裙拉起，露出了七分褲和球鞋。兩個三四歲的孩子正追趕著橫穿草坪，杜福爾突然跑回了帳篷。“他們太可愛了，我愛小孩子。”他在帳篷里找到自己的數碼相機后，就對著兩個小家伙拍了起來。旁邊的家長執意要讓孩子們“告訴爺爺自己幾歲了”，但兩個小孩子對“爺爺”沒興趣，只是對著鏡頭樂得更起勁了。 

　　“哦，我想我的Victoire了。”Victoire是杜福爾的外甥女，已經成年，算得上是他的半個女兒。Victoire十幾歲時父母離異，杜福爾把她帶回巴黎的祖屋，在那里，Victoire跟著外祖母和舅舅一起長大。到24歲時，杜福爾將她引薦給卡爾？拉格菲爾德，繼而成為了Chanel的首席配飾設計師。14年后，Victoire轉投Dio門下擔任高級珠寶設計師。 

　　這也是為什么杜福爾每個月只來中國工作一周，“我的家人在法國。我不能離開太久。”杜福爾數碼相機的照片里總是有家人的鏡頭：姐姐穿著鄂爾多斯的新款開衫，還有他最愛的兩個外甥女—VictoiredeCastellane和MathildeAgostinelli，以及更多他在旅行中偶遇的孩子們的笑臉。 

　　“雖然我喜歡和人待在一起，大家也覺得我很愛社交，但我從不輕易給予別人友誼。”杜福爾是第一次聽說中文里有“辦公室政治”這個詞，但對這種事，他知道得實在太多了。“歐洲的時尚界就是如此，大家每天如履薄冰，因為陷阱重重。” 

　　卡爾？拉格菲爾德對他喜歡的人只有一種做法—送給他無數的禮物。盡管身邊的人來了又走，總是有新面孔出現，但卡爾的做法是一貫的。以至于在過去50年內，回想起關于卡爾的一切，與他熟悉的人都能發現一個共同的主題——禮物。一位時尚雜志編輯回家時，發現門口堆著幾袋子卡爾買給她的書；另外一位編輯收到的是顆珍珠；Victoire會時常拿出發黃的寶麗萊相片，贊嘆著“他總是愛打扮我，無論是以前還是現在”。 

　　“卡爾是那種自己買了20件Turnbull&Asser襯衫，就要給我10件的人。”杜福爾說。 

　　但這位時尚教父多數時候是令人捉摸不透的。卡爾曾經為他辦公室的成員們畫漫畫，每個人拿到畫像都高興不已，只有一個姑娘面色大變。那幅畫上的她一只手拎著顆淌血的人頭，卡爾還提了字：“給賽琳—作為這次服裝秀的紀念”。此后，這個姑娘再也沒有在辦公室出現過。即使杜福爾離開了Chanel，但他有時仍會被這種極端神經質的東西所困擾。 

　　比如，1999年9月9日的那個晚上，在他離開Chanel加盟PierreBalmain(皮埃爾？巴爾曼)的第一年，杜福爾在美國薩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貨店里首次亮相，以慶祝他為設計Balmain的成衣系列將在包括達拉斯和比佛利山地區的五家精品百貨店中出現。面對媒體，他止不住地加快語速。這種演講速度只能讓媒體想到一個人—卡爾？拉格菲爾德。“就是卡爾！”杜福爾也意識到了：“但如果我講話的速度不快，我怕自己會聽起來很傻。”接著，杜福爾在暢談自己設計理念時突然像沒了脈搏，緩過神來之后他說：“這些好像和我之前說過的重復了。” 

　　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他為自己設計了一個標志性動作—右手做出數字8的手勢，抵在下巴處，然后微笑。在剛離開卡爾的那幾年里，杜福爾總是顯得過分謙虛甚至自卑，但他同時又急切地想要讓別人記住自己，以便在成衣消費市場上刻下自己的印記。在1999年9月8日舉行的私人慶祝晚宴上，他將自己打扮得活像個20世紀70年代的法國電影明星。在那一晚，他收到了來自馬克？雅各布斯(MarcJacobs)和邁克？科爾斯(MichaelKors)的祝賀卡片。“美國設計師們都表現得很支持，但法國設計師們沒有。”他聳了聳肩，笑了笑：“當然，我沒那么天真。” 

　　杜福爾在Balmain確實做到了大膽突破。他就像剛剛擺脫家教束縛的叛逆小子一樣橫沖直撞，企圖用離經叛道來證明自己的獨立。在2000年Balmain秋冬季時裝發布會上，杜福爾成功地讓名模克勞迪婭？希弗(ClaudiaSchiffer)穿上了自己設計的胸前寫有“Bitch”(婊子)字樣的T恤，當然留給其他模特的還有“Whore”(蕩婦)字樣的同款。但就在時裝秀完成后，杜福爾和他的助理一并被辭退了。 

　　2001年的時候，杜福爾創立了自己的品牌GillDufour，他承認，自己更擅長做設計師而不是老板，最糟糕的是，他一旦為自己的品牌設計，就會縮手縮腳。后來他接受了Gripoix(有百年歷史的全球頂級珠寶定制品牌)的邀請，擔任首席珠寶設計師。隨后又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針織領域，在英國高級羊絨品牌Pringle(普瑞格)擔任藝術總監。 

　　杜福爾一直試圖把自己變成卡爾的反義詞：“我和卡爾的友誼已經終結了。如果說他喜歡喝零度可樂，那么我就要完全和他相反，我要喝真正的可口可樂，哪怕我有糖尿病。” 

　　就在他始終處于與卡爾？拉格菲爾德微妙的愛恨糾結中時，幸好，有人出現了—張奕齡和鄂爾多斯解救了他。 

　　Exchange 

　　第二天拍攝的時候，張奕齡前來探班。他親密地和杜福爾行貼面禮，一邊一下。 

　　張奕齡是杜福爾現在的繆斯之一，另外兩位是劉雯和凱瑟琳？德納芙—后者也是伊夫？圣羅蘭(YvesSaintLaurent)的靈感源泉。 

　　在張奕齡眼里，杜福爾來到中國之后，狀態是“越來越放下，越來越打開”。杜福爾剛剛來中國時，潛意識里似乎一直緊繃著，時刻在提醒自己“小心一點”。閑下來他還想教張奕齡幾招。“他之前跟我講在Chanel團隊里的一些人事斗爭，還會提醒我不要一下子對人那么好。”他告訴張奕齡，同樣的一件事卡爾會如何處理，比如應該先訓一個人，然后再安慰對方，以顯示自己的控制力。張奕齡聽后直樂，這些比起中國人的“辦公室政治”來說實在太過于小兒科了，“萬事只要大智若愚就行，況且，這里又沒那么多事”。 

　　“他剛來帶自己的團隊時，確實只會用這種手法。最開始的一年里，其實Sarah和Bei也挺難受的。”張奕齡只會講大道理，不太會安慰員工，只好拉來負責品牌的副總經理戴塔娜幫忙做工作。“但杜福爾后來也發現，在這里他完全沒有必要用這些手段來管理團隊，最后也就不設防了。現在他們相處得像家人一樣。”后來，杜福爾為了表示對團隊的感謝，還把以Sarah和Bei為原型的卡通頭像印在了大衣內襯上。 

　　這天上午參加拍攝的是兩位女模特，劉雯并沒有到場。 

　　張奕齡在帳篷里和杜福爾溝通關于產品的定位問題。張奕齡將幾款羊絨開衫樣衣列成一排，這些都是深色系的常規版式，但亮點是杜福爾在袖口和領口用了1厘米的桃紅色，這一設計形成了強烈反差。“這是我們非常希望看到的，這種款式40歲左右的客群接受起來沒問題，但一個桃紅色又可以把年齡延展到25歲。”張奕齡繼續瀏覽樣衣：“為了拓展內銷，鄂爾多斯過去只賣秋冬一季，現在則把產品線延伸到四季，增加了T恤、絲質連衣裙、短褲、西服等多種服裝。” 

　　但面對一件女款西服時，張奕齡有點異議，“我覺得這個更像是BlueErdos的風格。BlueErdos是集團針對更為年輕客群所設立的品牌”。這件藏藍色的西裝在每一條布料接縫處都用紅色雙線加以突出，而之前杜福爾對這件設計頗為滿意。“我不計較一城一池的得失，但對于產品定位，理解的偏差越小越好。”張奕齡說：“這是我們在每一個關鍵節點，包括每一季服裝完成的時候，都要討論的事。” 

　　這是個漫長的博弈過程，同時也占據了張奕齡處理具體工作時的大部分時間，“杜福爾為Chanel做設計時是為少數精英服務；但現在他為鄂爾多斯工作，我們希望發揮他的長處，形成視覺創新，但前提是定位要準確。”杜福爾剛來中國的時候，張奕齡就帶他去逛商場，看看國內各個羊絨品牌的專柜。然后倆人站在電梯口，張奕齡一個個顧客指給他看，什么樣的人是鄂爾多斯的目標客戶，什么樣的人不是。 

　　在中國，盡管羊絨產品毛利率接近50%，但它通常會被看成是中年人的服飾，并且只適合秋冬穿著，柜臺也設置在商場中很不起眼的地方。在杜福爾以羊絨為主，輔助以絲綢、棉等面料設計出相對完整的服裝系列以后，張奕齡的另外一個重要工作是讓鄂爾多斯在各個百貨商場尋找黃金鋪面開設男裝和女裝柜臺，這還需要不少時間。為此，他正驅使旗下的100多家營銷公司以每年多開20%家店面的速度快速增長。 

　　“鄂爾多斯現在不只有杜福爾，同時也有日本設計師在設計男裝，他們為鄂爾多斯帶來了產品意識形態的豐富，這可以說是最根本的改變。”作為杜福爾的忘年交，31歲的張奕齡是理科出身，與時裝設計本不相干。“我不會給他預設一些東西，這樣只能束縛他的創造。如果非要這樣做的話，我也沒有必要請他。在這里，杜福爾有足夠的自由。” 

　　而鄂爾多斯也收獲了它想要的—一張走向國際化的通行證。2009年，包括杜福爾的設計在內，鄂爾多斯的銷售額增幅為17.6%，遠高于前幾年。不少杜福爾設計的衣服，剛一出爐就大受公司內部員工和經銷商本人的歡迎。“杜福爾在國際成衣界的地位和聲譽為我們帶來了更多的合作伙伴。無論是代工工廠還是上游供應商，現在都在向我們聚攏。”時尚界對鄂爾多斯簽下杜福爾的評價是“這確實是個性價比很高的生意”。 

　　在鄂爾多斯開始尋找純棉襯衫代工廠時，張奕齡想找一個位于東莞的全球最好的代工企業來為自己貼牌生產，這個工廠為全球30多個知牌(例如HugoBoss、Nautica)生產純棉襯衫，一般拒絕接受產量太小的單子，但杜福爾的個人品牌讓這個工廠為鄂爾多斯破了例。鄂爾多斯時裝系列中曾經有極少量的晚禮服是在法國給Chanel加工服裝的工廠里加工的。還有少量的配飾品，比如項鏈，則出自Chanel旗下的7家頂級手工作坊。 

　　杜福爾對他周圍人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他要求在辦公室里擺放鮮花、香薰，甚至督促其他辦公室的同事整理和清潔自己的位置。他從一開始就堅持挑選一個試衣模特與自己一起工作，這是個有張憂傷的東方面孔的女孩子。而且他還有一個特點：不喜歡直接看模特，而是要看模特在鏡子里的影像，這樣更方便他捕捉一切。“有次我陪他去看《堂吉訶德》，他會給我講解，第幾幕是高潮，哪里要注意看。”Bei十分佩服杜福爾的藝術修養，“他甚至號召我們在辦公室里看威廉王子大婚”。 

　　杜福爾偶爾也會對整個公司的審美觀發表下意見：“大廈門口的樹上怎么可以纏塑料花？”他常說的一句話是：鄂爾多斯是一個時尚品牌，處處都應該體現出我們的品位。“一樓大堂也應該重新裝修下，現在就像個三星級的賓館。” 

　　午飯后，男模Jason開始化妝了，張奕齡對發型師說，“我想要精英范兒的那種背頭，但是要有點蓬松”。他遞給杜福爾一本翻開的i-D雜志，讓他看其中一個男模的造型。 

　　“至于男裝，我想要精英的感覺，Elite！你懂嗎？”張奕齡有點興奮，但杜福爾顯然沒完全明白。 

　　“就是年輕的成功男士！Successfulyoungman!” 

　　“啊，是這樣。”杜福爾親自為男模把T恤領子豎了起來。 

　　“你知道電影《教父》吧？里面的男主角DonMichaelCorleone，那就是我想要的。”張奕齡想到了一個自己非常滿意的比喻，杜福爾這下完全理解了。看著正在吹頭發的Jason，杜福爾評價說：“我的男裝很少，每次還是以女裝為主。但中國的男模確實越來越高大英俊了。” 

　　這時，張奕齡注意到杜福爾脖子上戴的項鏈，細細的金鏈子上穿著一顆水滴形的紅寶石，“這是我的一個朋友送給我的，”杜福爾用手摸了摸，“另外這個橢圓形的是天主教的銘牌，我在巴黎的教堂找到的，純金的”。 

　　“那你下次來能幫我帶一個嗎？” 

　　“10月份？我想沒問題。” 

　　“對，10月份。我們到時候會再見。”